虚增交易环节赚差价，算正常经营还是受贿？——最高检指导案例详解

一、问题的提出

在商业活动中，中间商赚差价是最常见的盈利模式。但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帮人办事后，再安排亲属在原本不需要中间商的交易中”插一脚”，赚取巨额差价，这还算正常经营吗？

2024年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247号指导性案例（王某某受贿案），对这类”虚增交易环节型”受贿给出了明确指引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利后，通过近亲属在请托人的采购环节中虚增一道交易，近亲属无需实质经营即可赚取差价的，依法构成受贿罪，受贿数额以实际获利认定。

在河南郑州、洛阳等地近年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，也出现过类似的”交易型”受贿手法。本文结合该指导案例，为读者通俗解读这一受贿模式的认定逻辑。

二、基本案情

王某某曾任江苏省某厅副厅长。2006年至2023年间，他利用职务便利，为多家单位和个人在项目审批、设备销售、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，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共计5976万余元。

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一幕发生在2008年至2016年。王某某利用职权，为三家发电公司在发电机组扩建审批、公司领导职务晋升等方面提供了帮助。按照王某某的提议，这三家公司在本来可以直接向品牌供货商采购高温进口管件、蒸汽管件等设备的情况下，改变了原有的采购惯例，增设了一个”代理环节”——由王某某妻子刘某某实际控制的公司充当中间商。

具体操作模式是：三家公司先向刘某某的公司支付货款，刘某某再向品牌供货商采购设备。设备的供货、安装、调试、售后等服务，全部由品牌供货商与三家公司直接对接完成。刘某某的公司只负责”过一道手”，实际获利3395万余元。

三、为什么构成受贿罪？

有人可能会问：刘某某的公司确实参与了交易，有合同、有发票、有货款流转，这不就是正常的商业代理吗？

关键在于”实质性”判断。正常的市场交易中，中间商要承担采购成本、仓储物流、售后服务、市场风险等职能，赚取的是合理的商业利润。而在这个案件中：

第一，三家公司本可直接向品牌供货商采购，无需中间商。增设代理环节完全是因为王某某的”提议”，而非市场需要。

第二，刘某某的公司不承担任何实质经营职能。设备的供货、安装、调试、售后全部由品牌供货商直接完成，刘某某的公司没有提供任何增值服务。

第三，刘某某不承担市场风险。她先收到货款再采购，不存在库存积压、价格波动等正常商业风险。

第四，刘某某所获差价与王某某的职务行为具有对应性。三家之所以配合”多花钱”，正是因为王某某帮了他们的忙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五条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，是受贿罪。第三百八十八条进一步规定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，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，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，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的，以受贿论处。

四、”虚增交易环节”的四大认定要点

最高检在该指导案例中确立了几个关键认定标准：

1. 是否存在”虚增”环节。即在没有中间商的情况下，为了输送利益而人为增设交易环节。如果采购本身就需要代理商，则不构成虚增。判断时可以看：此前该公司的采购是否一直采用直购模式？增设代理环节后，采购效率是否反而降低、成本是否明显增加？

2. 近亲属是否进行实质经营。判断标准包括：是否提供仓储、物流、售后等增值服务；是否承担市场风险；是否具有真实的经营资质和经营能力。如果只是”过手”收钱，不承担任何经营职能和风险，就不属于正常交易。河南省监察委员会在查办类似案件时，通常会对代理公司的工商登记、人员配置、办公场所、纳税记录等进行全面核查，以判断其是否具备实质经营能力。

3. 差价利益是否与职务行为对应。即请托人是否因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帮助而”自愿”接受高价采购。如果交易差价与职务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，则不能认定为受贿。

4. 国家工作人员是否知情。王某某对妻子刘某某通过虚增环节获利的情况完全知情，且最初就是由他主动提议，这表明其具有受贿的主观故意。即使不主动提议，只要明知近亲属通过虚增环节获利且与其职务行为相关，同样构成受贿。

五、受贿数额如何认定？

这是本案的一个重要问题。在虚增交易环节型受贿中，受贿数额不是按三家公司多支付的货款总额认定，而是按刘某某实际获利数额认定。

本案中，刘某某通过转手交易实际获利3395万余元，这个数额就是王某某此部分的受贿数额。这一认定方式既符合实际，也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如果刘某某的公司在代理过程中确实提供了一定的服务（如运输、质检等），则应当将合理的服务费用从获利中扣除，仅将超出合理利润的部分认定为受贿数额。但在本案中，刘某某的公司完全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服务，因此全部差价均被认定为受贿。

最终，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十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。一审宣判后，王某某未提出上诉，判决已生效。

六、实务启示与风险警示

对国家工作人员而言：不要以为通过亲属”做生意”收钱就不算受贿。司法实践中，”交易型”受贿的隐蔽性虽强，但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会从交易的真实性、必要性、合理性等多个维度进行审查。凡是虚增环节、无实质经营、不担风险的”交易”，都可能被认定为受贿。河南省近年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中，”以交易掩盖受贿”的手法屡见不鲜，郑州、新乡、焦作等地均有相关判例。

对企业而言：如果在国家工作人员的”暗示”或”要求”下，改变正常采购渠道、提高采购价格、增设不必要的中间环节，企业同样可能面临法律风险。一方面，企业可能被认定为行贿的共犯；另一方面，不当增加的采购成本最终损害的是企业自身的利益。企业应保留完整的采购决策记录，遇到不合理的要求时，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反映。

对律师和法务人员而言：在为企业提供合规审查服务时，应重点关注采购环节是否存在异常的中间商。审查要点包括：中间商是否具有真实经营能力；采购价格是否明显高于市场合理水平；中间商与公司管理层或公职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；增设中间商的决策过程是否符合正常商业逻辑。在河南郑州的不少企业合规项目中，律师团队已将”交易环节审查”作为反腐败合规的核心模块。

七、结语

最高检第247号指导案例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：不管受贿手段如何翻新包装，司法机关都会穿透表象、直击本质。”虚增交易环节”看似合法的商业行为，实质上是权钱交易的变种。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及其亲属而言，切勿心存侥幸，试图以”商业合作”的外衣掩盖受贿之实。

同时，这一案例也提醒广大企业：面对权力寻租时，配合”多花钱”不是明智之举，及时留存证据、主动反映情况才是保护自己的正确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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